考研的彼岸 理想的导生关系什么样

2024-04-10 08:58:18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鑫宇 王钟的 责任编辑:风华 字号:T|T

  对研究生来说,导师是学习科研中一言九鼎的“老板”,还是生活上关怀备至的长辈、朋友?导师与学生如何“互相成就”?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研究生培养质量,更关系到健康的科研创新环境。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为64.5万人,2023年达到130.2万人,9年涨幅超过一倍,这意味着不少导师要比过去带更多的研究生,也给导生关系带来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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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王昆(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师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问:目前,导师与研究生相处存在哪些问题?具体以怎样的形式表现?

  董晨宇:在导师的自身定位中,有人觉得自己是“师父”,也有人觉得自己是“老板”;在学生的预期中,有人希望跟着导师读书、进入学界,也有人希望利用导师的资源在职场取得更好的发展。不同的定位、目标和思维,会导致导师和学生沟通错位。当前,我们并没有一把统一的尺子来丈量什么是适当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导师的配对,有时就像“抽奖”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导师和学生便可能对彼此感到失望。

  王昆:导师与研究生相处不甚融洽,表现在信任和认知的失调,这既包括学生对导师的培养能力产生怀疑,也体现在导师对学生综合能力感到失望。在此基础上,导师对学生、学生对导师的预期和实际也存在落差,面对自我预期未达成的现状,学生也会产生挫败感。

  师文:大部分情况下,导师和学生的关系都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好坏,而是彼此适合与否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学生在选导师时,对导师的想象还是停留在简单的教与学的关系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成长需求,以及什么样的导师能够满足这些需求。要让导师和学生的适配性变得更好,双方需要主动调试和管理其交流模式,高校匹配师生需求的能力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问:导师与研究生关系走向极端,可能由哪些因素导致,又能如何加以防范?

  董晨宇:在导师与学生沟通错位时,导师往往拥有更大的权力。假如这种权力不受控制,导师又不能自制,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极端的悲剧。如果我们仅靠教师的私德去约束其行为,而没有制度化的监督,一定会出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学生建立反馈机制,如果导师的行为让学生感到不适,他们应该有一个安全的渠道向上投诉。整个流程走下来,应当做到不影响学生毕业,也不使他们感到危险。

  王昆:多数导师都希望学生能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尽其所能进行探索,学生往往将就业择业作为优先考量。科学研究本身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学业负担和同辈竞争,“学术发包制”和“末位淘汰制”,以及学术发表生态的内卷和恶化,使得追求学术的过程变得更加不可控。当我们剖析研究生师生关系“异化”案例时,能发现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师生双方都是“受害者”。

  师文:我的学术经历既有文科背景,也有理科背景。有一种现象在理科领域可能更常见,那就是学生需要依附于导师的项目、资金、设备等,以至于导师在学生的开题、毕业等方面都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导师的权力因素在文科和理科教育中都存在,只是理工科更明显一些。对此,高校可以采取一些保障性措施,比如确保换导师机制畅通,让院内的学术委员会给力一些,都能帮助避免极端情况出现。

  问:从导师身份出发,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怎样的关系?您对自己的学生有怎样的期待?

  师文:导师和学生之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我在面试学生时,基本不太问学术知识,毕竟大家都通过了考核。我更愿意去了解他们对于读研和未来的期待。如果双方不匹配,我可以坦诚地告诉学生;如果大致匹配,只有一些细节需要调整,我们也可以在之后的相处中更好地“双向奔赴”。作为年轻教师,我正处在一个非常希望能做出成绩的阶段,也有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实现学生的要求。我接受学生的多元化选择,愿意给他们提供资源,对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上进。这种上进可以是传统价值体系内的,也可以是更加标新立异的,但总而言之,我希望学生有追求,不要“躺平”“摆烂”。

  王昆:一是自我能力的锻造,包括职业操守、学术水平、沟通技巧、共情能力、经费保障等;二是自我预期的调整,不能只顾培养“衣钵传人”,忽视学生成才的多样性;三是平衡好短、中、长期的培养计划,根据轻重缓急,协调学生的科研和求职择业;四是对学生坦诚相待、倾囊相授,多与其他教师交流,第一时间了解学生情况;五是学会总结、学会自省,当自我能力无法满足研究生导师的各项要求时,应该主动提出暂缓、暂停招收研究生的申请。我希望自己的研究生在顺利毕业的前提下,既有好的出路,也有面对未知挑战的勇气和能力。

  董晨宇:首先,我会充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只要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学生选择任何研究方向,我都会全力指导,帮他们避开可能存在的“坑”,这也能使我和学生相处更加融洽。同时,我非常希望能多跟学生见面,及时了解他们在自己方向上的工作进度。不过在现实中,出于工作、家庭等客观原因,这一点其实很难一直坚持下来。我对学生的期待比较“佛系”,他们能实现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期待,就是心理健康,我这几年对学生说得最多的话是“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问:在硕士扩招、教师任务繁重、就业形势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高校如何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王昆:首先是守住培养底线,加大对学位论文开题、预答辩、外审和正式答辩等多个环节的约束力度,坚决杜绝学术不端问题,不折不扣地完成“规定动作”。其次是与学生充分沟通个人规划,同时根据他们的实际能力特长,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科研要求。再次是明确阶段性交流、汇报和检查的时间节点,在适当的节奏中,督促、协助研究生推进各项工作。

  董晨宇:我所在的高校院系并没有明显扩招。如果要在扩招同时保证培养质量,其实是个“既要又要”的问题,客观上可能只能有所取舍。关于教师的工作压力,一名教师要处理的事务非常多,带硕士、带博士,还有自己的研究抱负,能够分给一个学生的精力是有限的。但对学生而言,导师在他的求学生活中占了很大一块比例。在这个问题上,教师必须把握好平衡。

  师文:以上学期为例,我每周预留一个晚上的时间给学生,单周做一些集体的知识讲解,双周每人半小时,跟他们讨论更个性化的科研问题。不过,这种精细化指导是建立在师生比良好的情况下,如果研究生数量过多,比如一年带六七个学生,3年同期在校生至少有18位,必然会影响这种模式的现实性。

  问:对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学术还是选择从事实际业务,您是否有偏向?您更注重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

  师文:我对学生没有特定要求,但我自己的指导能力是有一定限制的。我从学校毕业后,没有职场实践的经验,就开始教学了,所以我对实务课程一直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如果我的学生之后想做学术,我有很多经验可以传授给他,如果他想做实务,我可能只能鼓励他多跟更了解实务的老师交流,或者去实习。但我对这两类学生能力培养的重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探索力和生命力。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些学生,你教给他“一”,他就只知道“一”,但那些更有探索力和生命力的学生,会自然地去学“二三四五六”,发展出更大的能力。这一方面和学生本身的性格特质有关,另一方面,我也会在价值观层面去引导他们。

  董晨宇:如果我的学生选择读博,我会让他三思,确认自己有没有明白读博意味着什么。以世俗的标准,读博的性价比并不算高。这不是“劝退”学生,而是希望他们充分了解读博的意义。在培养学生时,我最重视创造性思维。我一直跟学生说,在做研究时候不要太“乖”,要锋利一点。我们的义务教育包括本科教育,总是鼓励“听话”的孩子,但社科研究常常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更多是去探索一个问题的不同切面和可能性。即使进入职场,创造性思维也会帮年轻人处理很多事情,让他们变得不一样。

  王昆:我没有偏向,或者说,略微偏向于引导学生未来从事实际业务。知识往往在书外,智慧常常在民间,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成果更需要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我主要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分析认知能力、思维逻辑能力、表达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希望培养出优秀的“社会人”,而不仅是“学术人”。

  问:导师与研究生应该如何相处?可否举例说明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理想图景?

  王昆:导师与学生首先是师生,其次是朋友,理想的关系是亦师亦友、教学相长、互通有无、各自安好。我指导过的研究生们,无论是深造攻读博士学位,还是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他们都会不定期和我交流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各类难题和困惑。每年各种假期之时,我也会把所有在读和已毕业的学生聚在一起,相互交流、释放压力。相聚是缘分,师生关系的建立更是一种幸运的相遇,需要彼此体谅,在包容中追求个人的自由,在锤炼中实现境界的提升。

  董晨宇:理想的导生关系首先必须建立在研究生教育培养方案的基础上,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如果有学生就想创业、不想上课了,那肯定不行。但在这个基础上,导师应当充分尊重学生的发展意愿,尽可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帮助学生。我读博时,我的研究方向和导师完全不同,但我的导师从来没有逼我去做他的东西,而是认真负责地帮助我实现我的目标。他在生活中非常和善,但对我的学术问题也会很不客气地指出来。这种言传身教,使我更愿意把学生当作平等的朋友来相处,但涉及学术研究时,我一定会比较严格。

  师文: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觉得导师和学生应该是一种互相成就的协作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互相成就,我们的关系是彼此协作。比如说,像我作为年轻老师,非常想要做出一些成果,我希望我的研究团队能在我的指导下,围绕一个课题做出系统化的探索,需要学生具备旺盛的探索欲,有较高的自我期待。而在学生那边,不管将来做学术还是找工作,都需要首先满足毕业要求,其次满足自己的职业规划,我也应该去积极配合他们。我不希望我和学生只是“教与学”的关系,而更希望在精神平等的基础上,与学生互利互惠、协作共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鑫宇 王钟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4年04月10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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