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勃沙特:西方传教士18个月神奇之旅

2020-08-18 17:24:03 来源:《小康》•中国小康网 作者:余弘阳 责任编辑:风华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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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沙特

勃沙特

尽管信仰不同,尽管是被动地跟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了18个月,但勃沙特的回忆录,客观的向西方介绍了红军的真实面貌。他也成为第一个将长征介绍到西方的外国传教士。

18个月,在穷山恶水之间辗转1.9万里,而且是作为红军的一名“俘虏”。

这是瑞士传教士勃沙特1934年10月1日到1936年4月12日的经历。他的口述回忆录《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比人们所熟知的《西行漫记》早一年出版,他对红军的诸多客观描述,使西方国家了解到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澄清了国民党的反面宣传,对于促进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产生了有益作用。

也因为他的这段亲身经历,勃沙特和新中国开国上将萧克上将结下了友谊。

无意中被“拉进”长征行列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

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向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1日,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罗达自安顺返回镇远途中,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二、红六军团相遇,无意间闯进了红军长征的行列。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将他们视为“帝国主义间谍”。但即便如此,还是对他们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第二天,红军又扣押了几名神职人员,其中有妇女儿童。但很快,红军将妇女儿童释放,只留下了勃沙特和海曼。这之后,勃沙特跟随红军部队共同行动了560天(海曼因为病重,先于勃沙特释放),走过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五省,行程6000英里(约合1.9万里),一直到1936年4月12日,在昆明被释放。

勃沙特眼中的中国红军

勃沙特等人被红军扣押一事,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机器以及《申报》都进行了报道。

为什么他被扣押了这么长的时间?

萧克上将后来回忆说:“我们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员日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勃沙特回忆道,红军当时提出的释放条件最初是70万元,之后经过多次谈判,“赎金”一再降低。而营救勃沙特的贝克尔多方努力,也筹得了几万元以及药品通过中间人送到了红军的手中。

一年多时间的朝夕相处,红军给勃沙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却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

他在和红军分别不久后写的《神灵之手》一书中回忆说:“行军途中鞋破了,有战士从脚上脱下来给我穿;住宿时总是让我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地板上,而同我一起的士兵们,则全睡在潮湿的泥地上。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红军还特地给我配了一匹马,并尽一切可能给我单独提供加糖的米粥,设法为我购买鸡鸭鱼肉甚至十分稀罕的炼乳罐头等食物。”

勃沙特看到,红军在紧张而艰难的行军作战中,仍然利用一切机会,以多种形式,如开会、上课、演戏、唱歌、贴标语等,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十分注重对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神灵之手》记述道,“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的,这些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油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有时还散发油印的传单。红军纪律严明,战士们都能自觉遵守。有一次遭到敌机轰炸,大家急忙躲进一个果园,藏在果树底下。树上的果子实在馋人,但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

《神灵之手》带着一种赞赏的口吻,描述了红军的日常生活。“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之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每个排还经常召开会议。会前先选一个议题,要大家做准备。开会时,大家踊跃发言。特别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励下,讲自己受地主剥削的亲身经历。每次发言之后,排长做总结,重申主要观点。”“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稍久一些,都要设置‘列宁室’(红军连队进行政治教育、文化学习的场所)。宿营的地方没有合适的房子时,他们就紧张地建造一个。它结构简单,埋8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顶,周围用绿竹枝围成墙。然后在绿墙上装饰纸花和红旗,面对入口的墙则一定要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神灵之手》一书当中有些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当勃沙特询问当天行军还有多少距离时,得到的答复是“5里”,但走完5里路之后,再问,答复还是“5里”。书中记录的红军宣传大标语,除了“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之类的常见内容,还有“到了”、“就在前面”这样的标语。

勃沙特对红军饥一顿饱一顿持批评意见。他说,红军到达村庄之后,能从当地群众手中买到不少食品,比如猪羊桔子等,这个时候就会饱餐一顿。吃不完的没法带走,就扔掉。如此一来,大多数时候红军就只有饿肚子了。在他眼中,红军没有养成保持供给的习惯。实际上,这与当时红军途中不得不轻装前进以摆脱国民党前堵后追的恶劣环境有关。

抑制的手

1936年英文版《抑制的手》(中文名《神灵之手》)

让勃沙特记忆深刻的人

因为这段经历,勃沙特和萧克产生了友谊。

在《神灵之手》和萧克上将的回忆录当中,均记载了他们两人第一次会面的情景。

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六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强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六军团来说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

情急之下,萧克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了军团司令部。

在方桌前,勃沙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团会合的方向。萧克后来回忆说,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这张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勃沙特在《神灵之手》中是这样描写他对萧克的第一印象的:“我的良心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人们誓死愉快相从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1936年4月,当红军到达昆明决定释放勃沙特之后,萧克、王震等为勃沙特送行。萧克还下厨专门做了一道蒸肉。

勃沙特几次见到了贺龙,他在书中记录了贺龙的口头禅“小心砍脑壳”。

在《神灵之手》一书中,出现最多的是“法官”。这是勃沙特对红六军团肃反委员会和政治部保卫局局长吴德峰的称呼。吴及其妻子对勃沙特始终照顾有加,几乎达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在他获释的时候,红军给了勃沙特路费。虽然勃沙特自己提出只需要4块银元,但“法官”还是叫红军财务人员给了勃沙特10块银元。

在行军途中,勃沙特是和逃兵、国民党俘虏等“犯人”一起行动的,尽管看管他们的卫兵不断调换,但对勃沙特及国民党被俘人员,卫兵们一直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照顾。

《神灵之手》记录了长征途中红军的点点滴滴。在一次宿营的时候,红军埋锅造饭,并且从百姓那里买来了猪、羊。一个红军士兵自诩能熟练杀羊,他走上前,捅了羊一刀,结果大半个小时之后,那只羊仍然喘着气看着他(《神灵之手》第7章“饥渴交困”)。

勃沙特会编织手艺,这让他成为红军队伍中的“红人”。上至吴德峰,下至卫兵,都曾经找勃沙特编织过毛衣,或者帽子、袜子。他甚至给贺龙的女儿编织过一件毛衣。

当然,也有让勃沙特耿耿于怀的人,那就是马夫。勃沙特长征途中几乎病痛不断,红军专门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了马夫。山高路险,加上红军经常夜里急行军,马夫心疼马,不时让勃沙特自己走路,而卫兵发现后又让勃沙特骑上马,以免掉队。这就让勃沙特不得不一会儿上马,一会儿徒步,这使他对马夫颇有微词。

贵州省安顺市旧州

旧州,位于贵州省安顺市,1934年10月1日,勃沙特在这里被红军扣押,从此开始了18个月的长征。

获释之后的勃沙特

1936年4月12日,在云南昆明附近,勃沙特获释。从他被红军扣押之日算起,当中一共经历了18个月。

不过,当勃沙特遇到国民党政府军之后,其行李以及红军发放的路费被扣留。当归还行李时,路费已不知所踪。

在昆明养病期间,勃沙特用3个月的时间,口述完成了约10万字的《神灵之手》一书(又译为《束缚之手》、《抑制的手》),于当年8月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后又再版)。这部著作是外国人记录、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部著作,比《西行漫记》要早约一年时间。

勃沙特回到英国后,频繁应邀出席各种活动,发表演讲,向英国民众介绍中国红军,让他们真切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萧克上将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说:“在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征途中,有不少国际友人作过贡献,他们无疑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同时,也还有一些外国人士直接或间接地做了有利于我们事业的事,我们对他们同样不应该忘记。比如薄复礼先生及其一类的传教士,他们到中国来宣传教义的同时还办学校,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文化,开展慈善事业等等,客观上起过好作用。当然,薄复礼先生不是主动来为红军服务的,但他为我提供了地图的译名,翻译了一些英文资料,购买了一些药品,等等。这无疑有利于我们。这样,就成了我长期记着他的基础。”

萧克上将一直挂念勃沙特,认为“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采访萧克将军的信中,提起了50年前发生的这段往事。在回信中,萧克不但详述了整个过程,还请作家转达对勃沙特的问候。后来,萧克经过多方探寻,打听到勃沙特的消息,又特地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往问候。

1993年,勃沙特在英国去世,享年96岁。在晚年追忆往事的时候,他曾经说,和红军在一起的那18个月是他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

2016年7月5日,电影《勃沙特的长征》在贵州黄平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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