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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荣荣 法治涵养文明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时间和耐心，不可操之过急。文明行为入法的目的不是规训和惩罚。科学指导和示范，使社会良性运转、文明发展才是旨归。 2020年4月24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并将于6月1日起施行。这一条例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将“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患有流行性感冒等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时佩戴口罩”“餐饮服务企业应当配备公筷公勺，有条件的应当推行分餐制，引导消费者文明健康就餐”等内容写入法规，一方面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另一方面引导人们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是我国最早的城市文明条例，但是第一个将公共卫生文明行为（诸如感冒戴口罩）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下来的条例。新冠肺炎疫情唤醒了人们的自卫本能，在某一阶段会形成较好的卫生习惯。当个体诉求和社会要求一致时，习惯容易培养，借此时机以法律法规形式确定下来，能够帮助社会成员达成共识并形成文明规范。 文明其表，制度其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以立法的方式将道德进行规范和提升，是全社会的共识与需求，是必须也是必然；同样，个体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也会逐步从“制约”走向“自觉”。 对于道德法律化，人们仍然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一定的困惑，包括对于“公德”和“私德”的界定、对于“倡导”和“必须执行”的理解。公民素养的习得与提升不是速效之事，社会文明纳入刚性的法治框架和制度约束，就是将法理精神渗透于社会认知与行为操守的过程，并逐渐成为社会文明的自觉指引，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对于城市发展、社会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人们“公民意识”的培养亦具有推动作用。 疫情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尤其在促进社会秩序、维护公共安全方面，每个人都责无旁贷。“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作为促进型法规，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突出“参与式”社会治理，强调对社会民众的吸纳，以民意的力量推动立法，亦是后续司法的保障。此外，这种倡导性社会规范模式的法规，以“尊重”为前提，即突出对社会个体的尊重、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对社会文明的尊重以及对法治的尊重，这种倡导更加深入人心，可以逐步实现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规范取代外在约束力。 相比于硬性的管理，促进型法规更强调政府职能的服务性和引导性，因此政府主要作为应体现在价值引领上，在宣传普法上发力：一是引导市民认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帮助其树立边界意识；二是利用各种平台积极回应市民关切，培养市民对文明的理解，增强文明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三是根据市民群体不同特点，进行分层分类指导和示范，并制定阶段性标准和目标。对部分群体，应将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予以明确并传达具体。 作为社会成员，应该对法规持有敬畏之心，尊重并遵守社会规范，将个人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和公共利益乃至社会文明结合起来衡量，即“私行为”与“公德”之间建立自觉联系，逐步将“规制”变为“常识”，将外在约束转化为公序良俗。 感冒戴口罩、公筷分餐等行为，已然不是一件私人小事，而是关乎公共利益与社会文明的大事，“行使个人权利时不能干扰他人”的观念要逐渐强化，市民要学会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而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则要提升策略和柔韧度，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涵养文明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时间和耐心，不可操之过急。总之，文明行为入法的目的不是规训和惩罚。科学指导和示范，使社会良性运转、文明发展才是旨归。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0年5月下旬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