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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会进入一个反思期” 记者：在这次抗疫工作中，有不少声音认为政府的措施限制了社会组织本应发挥的作用。你怎么看？ 钢子：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不同与地震、洪水等灾害，不是有钱就能执行的。一是有钱也买不到物资，而医院是不缺钱的。公益界很多人很自恋，唯我独尊，不懂得联合，虽然能募到资金，但却买不到物资。再说，本来两毛钱的口罩，现在卖到6元，还敢买吗；二是即使能买到物资，谁来执行是个问题；三，就是敢拼命去执行，是否可以保证不被感染的情况下送到需要的医院和社区去。 这三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社会组织无法破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不是限制社会组织发挥作用，而是在为社会组织着想。作为一个公益组织，你可以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即使什么也不做，宅在家里不乱动就是不添乱，也是抗疫。当地侨联派了专人看护我们，要我们保持距离，我也安排人24小时盯着所有人的吃住行。我最担心的不是物资发放问题，谁发多了谁发少了，都是小事。严防被感染。别做不成公益，反而害了别人。有几家组织能做到如此纪律严明，要求明确，绝对务实。 我不想去评判什么，也不想标榜自己。我就讲我在武汉看到的和体会到的，这恰恰可能是所有公益人需要深刻反思的。 记者：也有人说社会组织只能在政府主导的救灾中发挥协助作用而绝非主导作用，对此你怎么看？ 钢子：大灾大难面前，一定要相信国家相信党，党和国家一定有能力解决危机的。可能有人会笑我，但事实最后一定是这样的，现在疫情形势好转，武汉解封待即，你不能不承认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 汶川地震时，很多社会组织与政府争风头，结果大量物资涌进来，结果大量积压，浪费了社会资源和爱心，很多人还站在废墟前摆拍，很无聊。当时善行团是最后一个去的，可能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待了一年多，包括灾后重建、心理辅导等。 记者：在面临大的公共事件时，你认为社会组织怎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钢子：在重大灾难面前，社会组织都要把自己排在第二位，把自己的业务先放下，看政府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在不违背政府的要求下，能帮政府做些什么，尽可能补政府的顾及不到的地方，还不能添乱。 我离开武汉时，感觉自己是一个逃兵，心里特别难受。在武汉短短一周，我们连喊口号的心情都没有，什么“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善行团加油”“一元温暖全世界”等等，之前哪次搞活动不喊几声。但这次没有一个人想喊，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是心甘情愿来武汉的，这座城市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需要我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忘了善行团，一切都不重要了。只剩下一种最本能的善，做就对了。 记者：这次疫情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深远，你认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是什么？你对中国慈善事业未来的期许是怎样的？ 钢子：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对慈善事业的影响，不会像汶川地震影响那么大。但它让中国公益进入一个反思期，促进更多的人思考。在面临类似的问题时，到底什么模式者是最有效的。据了解，此次疫情期间，当地几家大的慈善组织都接受了大量的来自全世界的捐赠资金，但花不掉。因为不是钱的问题，没有物资啊。 对中国慈善事业未来的期许，我可能没资格谈这个问题。但对于善行团的发展，我们有着明确的目标，就是继续坚持自己的网络特性，多用事实积累成绩，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和项目执行能力，如果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和善行团还是会一样冲上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