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碰撞,当鼠疫降临在1894年的香港

2020-03-19 11:48:47 来源:搜城101 作者:张峻恺 责任编辑:风华 字号:T|T
摘要】1894年是中国以及世界鼠疫流行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广州和香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

  1894年是中国以及世界鼠疫流行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广州和香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

中西碰撞,当鼠疫降临在1894年的香港

  鼠疫,又称黑死病。众所周知,欧洲中世纪时期,鼠疫曾在欧罗巴大陆上肆虐,曾夺走了1/3欧洲人的性命。对于欧洲人来说,鼠疫是恐怖的回忆,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欧洲人的文化与潜意识当中。

  比如HBO美剧《权力的游戏》中,异鬼的形象就是源自于鼠疫,因为感染鼠疫的人致死率很高且一般呈现全身发黑的状态,最可怕的是病毒可以通过尸体进行传播。由于鼠疫有以上可怕的传播特性,因此该病毒被冠以黑死病这样的恶名。

中西碰撞,当鼠疫降临在1894年的香港

  那场大瘟疫起源于中亚,1347年蒙古军队在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鼠疫暴发,之后由亚欧商人传到了欧洲,就像《权力的游戏》中,异鬼具备可怕的死亡传染性,只有焚烧尸体才能真正制止异鬼的施虐。

  在14世纪的欧洲,鼠疫一方面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间接助推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与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是,鼠疫真正让欧洲人知道了现代医学与卫生建设的重要性,在神学主导的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极差,人们甚至因为迷信而不愿意洗澡,直到黑死病的暴发,才引起欧洲人对卫生问题的重视,并由此发展出了现代西方医学体系。

  “医学隔离” (Quarantine)一词就产生在黑死病瘟疫流行的意大利。这个专业术语源自意大利语;从它的词源我们能察知当年肆行欧洲几百年的大瘟疫在历史上造成的悲剧性重创。同时,我们也可据此追溯西方在医学和卫生方面从无到有演进的艰难历程。

  那是在1377年黑死病泛滥时,意大利一个叫拉古萨的小公国严防疫区人员进入。它规定所有商旅和水手必须在临近的小岛隔离三十天(Trentina,意大利语:三十)才能进关。后来发现三十天不够,就又把隔离期延长到了四十天(Quarantina,意大利语:四十)。这个方法成功了!它有效地断绝了黑死病的病源输入,并被视为防疫典范而被广为借鉴、救人无数。此后,这个术语就成了今天医学名词 “隔离” (Quarantine)一词的渊源。

  01 欧洲鼠疫辗转百年,从云南传入中国

  印象中,鼠疫自从13-14世纪在欧洲暴发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鼠疫其实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活动和迁徙,最近的一次大流行出现在19世纪末,由于欧洲的殖民侵略,这次鼠疫在地理传播范围上大大超越了欧洲中世纪那次,是一次全球性的疫情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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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19世纪鼠疫的起源,实际上有几种说法,比较公认的最早鼠疫病例出现在1770年左右的云南西部。虽然18世纪的云南还处于非常封闭的状态,但是病毒还是通过100多年的时间逐步从云南烟土商道传播到了广州,并由广州十三行的商业帝国传播到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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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广州商业副中心的香港,当时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这里汇聚了中西两种文化和不同时代的科技。据当时的记载,在1894年3月,广州开始流行鼠疫。那时候,其实清朝的地方官员虽然不能准确认识鼠疫的发病原理,但是已经注意到“先死老鼠,后死人”的现象,并很快通知了地方的百姓和港英政府。

  当年5月,香港出现了第一例鼠疫死亡病例,这说明可能在五月初鼠疫病菌就已经被携带至香港了。而据当时的港英政府统计,大概在这一病例死亡后的一星期,死亡人数就已经上升到200人。其后,疫情发展越来越快,从原来的每天死亡20人到每天死亡60人以上,到8月份时总死亡人数达到了2300人以上,香港的鼠疫防治面临严峻挑战。

  02 港英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加速疫情蔓延

  不过,尽管同为香港居民,但是不同身份的人受到鼠疫袭击和损害程度却不一样。当时的香港居民中,因鼠疫死亡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而且从死亡率上看,中国民众一旦染上了死亡率高达90%,而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英国人中却只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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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鼠疫1894-1907年华人感染鼠疫的死亡人数要远远高于洋人

  香港当年在任总督亨利·布拉克夫人曾经在1901年公开谈论过香港的鼠疫:“我想本年造成如此大的恐慌,是因为更多的欧洲人受到了冲击。如果只有华人被疾病夺走了生命,公众就对此几乎无动于衷,但是当欧洲人感染鼠疫时,就被认为非常可怕。”

  在中西医对香港当年鼠疫均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布拉克夫人对媒体讲的话无疑解释了为何洋人的死亡率和死亡人数如此得低。这源于英国的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自《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对香港的本地居民实行了高压统治,当时的首任港督璞鼎查为了维护英国殖民者的利益,下令让华人在6个月内迁居到太平山区。

  经过20年时间,洋人和华人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华人聚集在太平山区附近,而威灵顿街、雪厂街则成为了洋人和高端商务的聚集地,双方以域多利皇后街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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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香港华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在19世纪末,通常仅供2—3名外国人所居住的房屋,却要住进约30—40名的华人,而如果按照人均面积算,人均面积甚至比香港的华人墓穴面积还要小。另外,从室内的卫生条件看也非常不容乐观。许多华人的房屋中不仅光照不足、通风不畅,甚至没有排水系统和卫生设备,排泄物和垃圾没有专门的分流管道,直倒入饮用的河流水中,造成了水的二次污染和排泄物传染,这些都为老鼠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然而,港英政府将华人的肮脏、贫穷和西方人不能理解的生活习惯都视为是造成鼠疫的罪魁祸首。

  在英国人眼中,华人的居住环境极度拥挤和肮脏,港英阶层还曾把鼠疫成为“污秽病”、“野蛮人的疾病”。全然没有反思作为殖民者却对香港、尤其是对华人社区的生活环境的无所作为。

  03 西医与中医的正面对立

  为应对鼠疫冲击,香港政府按照近代公共卫生学说,采取逐户搜查、隔离、消毒等数项措施,派出军队到华人居住区入屋搜索,强制将鼠疫患者送到医疗船“健康女神”号(Hygeia)上隔离并接受西医治疗。

  从一开始,香港华人就表达了对西医防治方式的不满。西医对这次突如其来的腺鼠疫还缺乏研究,尚无确切治疗方案,只能尝试性地使用抗疟疾的奎宁等药,加上冰敷等辅助手段。由于没有特效药,被送往“健康女神”号隔离的病人大多不治而亡,加剧了华人对西医的不信任。一些香港华人开始传播一种谣言:收容到“健康女神”号的中国病人将被运往英国,化为齑粉,以供英国皇室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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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坚信西医才符合科学原则,指责中医“完全无能力”应对鼠疫。港府与华人之间,在治理鼠疫的中西医方式上爆发了冲突,从事运输的华人船艇甚至进行了罢工。香港华人也强烈反对港府派军队逐户搜查疑似病人的做法,要求回到广州接受中医治疗。

  香港东华医院诞生于1871年,是各行业华商共同出资设立的专为华人服务的中医院,也是代表香港华人利益的最主要慈善机构,一直以来坚持只用中医、中药治病。1894年5月10日,香港国家医院代理院长娄逊(Dr. J.A.Lowson)被派往东华医院进行检查,随后港府要求东华医院把病人迅速送到“健康女神”号进行隔离。

  这些强制治疗一方面引起华人的普遍不满,一方面是华人素来信仰中医,对西医不够信任,也害怕出现之前直接往海船上一扔然后任其自生自灭的情形。

  香港华人不愿接受西医治疗,与当时人们的传统观念有直接关系。他们认为:西人、华人脏腑各有不同,治法药方迥然各别,担心西方的“虎狼之药”不适合华人身体;同时,香港的尸体解剖制度也让华人对西医院望而却步,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既不幸病死,还要无辜受到“身后加刑”,对此感到极为痛心。

  中医从传统的“温病”入手,认为鼠疫是疠气致病的一种。疠气是一类具有强烈传染性的外邪,所引起的疾病称为疫病、瘟病。疫毒伤人,中医认为是热毒迫血攻心,故当确立“解热毒、清血热、活血淤”的治疗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随症加减。

  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东华医院的作用体现出来了。这所医院在创立之初就承担了许多社会责任,扮演了治病救人、兴办学校、赈济粮食、收容老弱病残等诸多角色。在华人社会的持续斗争下,东华医院逐渐承担起了中间人的角色。东华医院通过治病救人、埋葬死者等方式凝聚人心并维持社会稳定。

  04 鼠疫推进的近代化变革

  港英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隔离和救护措施,但从其对华人社会的粗暴统治看,其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于其殖民统治和商业贸易。1894年香港面对鼠疫侵袭损失惨重,还与当时鼠疫未能在病源学上得到完整的科学解释有关,我们能够看到在未发现鼠疫病源前,港英政府只能进行漫无目标的防疫。

  直到1897年,奥斯塔M.Ogata首次提出腺鼠疫的传播媒介是跳蚤,鼠—蚤—人的传播链条才开始串接,而完全清晰的鼠疫传染机制是1914年才由巴科(A.W.Bacot)揭示的。

  香港是从1904年发现鼠疫传染机制后才开始大规模灭鼠的。故而公共性、全民性防疫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卫生不得不牺牲个体的自由度,如在大部分民众能够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则社会动员会比较好。

  香港鼠疫流行期间,因种族歧视政策的影响,华人群体多不理解港府的作法,在得不到广大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港府只得独自采取措施,动用巡捕警察等工具来强制实行,造成了大的社会震荡。公共防疫虽是近代的产物,但并非完全与近代性成正比,不是说,愈是近代化程度高的社会,公共防疫就必定搞得越好。这除了政府的防控外,还需民众的配合。防疫能力,一方面与社会的近代化成正比,更与民众的参与程度成正比——因为这是一项公共性的事业,如没有全民参与,将是很难推行的。

  这也是为什么1910年暴发东北肺鼠疫,在伍连德博士的指挥下,清政府能够成功控制了疫情。伍连德博士在防治肺鼠疫中创立了控制传染病源,切断传染途径和提高人群免疫力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至今仍为世界传染病防治中普遍应用。而后,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随着中国从殖民国家拿回海关检疫权、成立防疫局,又在伍连德博士的主持下,成立中华医学会,现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终于在中国形成并逐步发展与世界卫生防疫体系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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